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根系郴州及客居郴州的人！
一
如果说一座城市只属于繁华、喧嚣和热闹的话，那么我从郴州的边缘首次涉足郴州的中心足足用了我12年的时光，尽管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郴州人。
在9岁之前，我一直在一个偏远、落后、闭塞的小山村里生活。那个时候，少不更事，天真无邪，所能看见的只有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和一座座低矮的破瓦房，经常与之为伍的不外乎就是泥巴、石头、庄稼、牲畜、小鸟、昆虫、树木和花草这些被城里人不屑一顾的东西。有时，天空偶尔掠过一架飞机，我会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欢欣雀跃，奔走相告，总之，我就活在一个早晨鸡鸣狗吠黄昏炊烟袅袅田园牧歌式的世界里；那个时候，眼界狭隘，我对地域的了解仅仅局限于一个“神下”，倒不是我刻意记住了“神下”这两个字，也不是别人刻意向我灌输了这两个字，只是因为我每天需步行走进一所叫做“神下小学”的学校。一般来说，一所学校的命名肯定是与某个地方的地名捆绑在一起的，这是当今中国的特色，于是，久而久之，我也便记住了这个属于中国最底层的其中一个行政区的名字，尽管它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那个时候，头脑单纯，想象力匮乏，思想如同一张白纸，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广，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辽阔，又有多精彩，我如同一只井底之蛙，当时在我的眼睛里，世界等于神下，神下就是世界。
读完小学三年级，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太和中心完全小学，才真正走进了这个属于中国第四级行政区的太和乡（年改为太和镇），也就意味着，我朝着郴州的心脏地带迈进了一步；小学毕业后，我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桂阳县第一中学，才真正走进了这个属于中国第三级行政区的桂阳县，也就意味着，我朝着郴州的心脏地带又迈进了一步；但在高中毕业后，我却没有走进这个属于中国第二级行政区的郴州市，而是去了与郴州属于同一行政级别的长沙，它们都隶属于中国第一级行政区的湖南省，只不过长沙比郴州的行政级别略高一筹，毕竟它是一座省会城市。
在12岁之前，“郴州”二字在我的脑海里只是一个抽象而枯燥的概念，甚至还不如一只叼着饭粒正在门槛前爬行的蚂蚁来得真实而自然。偶尔也会听父亲言及他刚从郴州回来，说什么卖了一担西瓜或是买了一袋化肥之类的，可在我听来，总是左耳进右耳出，还不如一块纸包糖更具有诱惑力；偶尔也会听邻居言及某个姓徐的族人在郴州当了什么大官，说什么他的乌纱帽很大，好像是什么地区（年12月17日改为郴州市，之前叫郴州地区）行署专员之类的，说什么他进进出出坐的是一辆黑色小车，这时有人会起哄说他不就是躺在棺材里么，因为棺材一般都是需要刷上黑色油漆的，于是这些内心不平衡的好事者就将黑色小车戏谑为棺材，可在我听来，什么乌纱帽，什么黑色小车，远不如树上那只正聒噪不已的知了来得实在；偶尔也会听老师言及他是从郴州某所正规的师范学校毕业出来的，那个时候，如果某个人说自己是从郴州某所学校毕业出来的，无非就是在向大家传达一个信息：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奋和智慧正儿八经考上去的，我已经拥有铁饭碗了，我现在吃的是国家粮，我已经做到鲤鱼跳龙门了。他这样一说，无形之中就将那些代课老师、老夫子和穷秀才大大地拉开了一段距离，凸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荣耀与地位，好像在他们的眼里，郴州大过天，能在郴州读书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殊不知，在郴州之外还有省城长沙乃至首都北京，不管他如何显摆，抱着什么目的，可在我听来，因为揣摩不了他的深层用意，远不如和儿时伙伴玩纸飞机来得刺激。
无论之前“郴州”二字在我的脑海中不经意间飘过多少回，但在12岁那一年的夏天，我才首次走进了郴州的心脏，虽然只是一次短暂的停留，但却让我真真切切地记住了“郴州”这两个字眼。那一年，我正读小学六年级，犹记得，某一天，教我们数学课同时也是班主任的谭逸老师突然宣布，为了加强班级的凝聚力，开阔大家的视野，这周星期六他要带所有学生去郴州游玩。我现在已经不记得这次旅游的费用到底是由学校负责，还是由学生平均分摊，甚至是谭老师一个人自掏腰包，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真的去了一次郴州，先是在北湖公园逛了一圈，然后每个人轮流坐了一次旋转飞机，随后我们还去了位于郴县（现划为北湖区和苏仙区）安和乡（现改为万华岩镇）坦山村的万华岩。那个时候，万华岩尚未完全开发，仍算得上是一个天然的溶洞，保留着原汁原味的雏形。我们似乎是从一条小溪涉水而过，对于路途中那些光怪陆离、巧夺天工、鬼斧神工的景致，我是一个也记不住，倒是记住了我们从万华岩出来时的那个巨大的天坑。行至末路，头顶突现呈现一个天坑，我们犹从黑夜穿越至白昼，太阳高悬，一片光芒，看见太阳，我们似乎看见了生的希望，一个个欢欣鼓舞，拾级而上，然后在深山里披荆斩棘，像美特斯邦威的广告语“不走寻常路”一样，我们终于浩浩荡荡地走出了万华岩。时隔18年，我和妻子回老家郴州探亲时，特意又去了一次万华岩，这时的万华岩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各种配套措施也相当齐全，可当我游览完毕，却再也找不到少时那种初次闯入郴州时的兴奋感和刺激感了。
至今回忆起来，与郴州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经历仍记忆犹新，仿佛犹在昨天。想不到，在我生命的长河里，作为一个农家子弟，第一个带我闯入郴州腹地的人竟然不是我的父亲，也不是我的母亲，更不是我的某一个亲戚，而是我那位和蔼可亲的谭逸老师，是他让我拥有一次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郴州之旅，是他让我缩短了我与郴州之间心与心的距离，尽管这一切是那么的姗姗来迟。
二
如果说认识一座城市是从能读能写它的名字开始的话，说来不怕大家笑话，这足足用了我12年的时光，尽管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郴州人。
在12岁之前，虽然会从父亲、邻居和老师那里偶尔听到关于郴州的只言片语，但那时的我好像一块榆木疙瘩，是一个脑袋不开窍的少年，对“郴州”二字纯粹停留在只会说的层面上。自我7岁踏入学校的门槛接受启蒙教育开始，记忆中，直至小学六年级，在我的《语文》课本上都没有出现过“郴”这个汉字，当然“州”这个汉字还是有的。那个时候，我个人并不具备一种天生的探索精神，我不会通过《新华字典》主动地有意识地去认识一个陌生的汉字，而我所认识的汉字几乎都是出于一种被动的接受。我的母亲是个文盲，她目不识丁，恐怕是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父亲虽然有点文化，但他整天忙于农事，疏于对我的家庭教育，可能也不屑于对我的素质教育，也许他心里只想着，我只要挣钱帮四个孩子缴纳学费就行了，教育的事情属于老师，与我无关，或者是觉得自己的水平不如老师，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总之，父亲只是简单地将我扔进学校，至于我在学校里是学好还是学坏？是学多还是学少？他一概不予过问，完全就是让我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几乎不过问我在学校里的事情，考得上就继续供我上学，考不上就在家帮他干农活。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的应试教育很厉害，每个学期都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考试时，会要求学生在试卷的左侧即密封线处填写诸如姓名、性别、班级、学号和学校之类的内容，因我就读的学校只是郴州辖区下面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在同层级学校如果要予以识别的话，也犯不着填写“郴州”这两个汉字。无独有偶，似乎当时教我的语文老师也只会根据国家教育部所编写的统一教材进行照本宣科式的教育，而没有刻意去教会自己的学生认识并拼写构成家乡名字其中之一而又显得冷僻的那个“郴”字，如此说来，我不会拼写“郴”这个汉字也就不足为怪了。直至读小学六年级，从郴州旅游回来之后，我似乎一下了醍醐灌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查阅《新华字典》，一下子便学会了“郴”这个汉字，从而真正做到能读能写，当然还包括它的拼音。
我可以拍着胸脯很自豪地说，我以我是一个郴州人而感到光荣，我之所以感到光荣，当然有着诸多原因，而上苍赐予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郴”字无疑是其中之一。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中，十个人就有八个人望“郴”兴叹，不知“郴”为何物？这些人中既有本土人，也有非本土人，但以外省人居多。他们一个个居然不知道“郴”应该念成“chēn”，读第一声即阴平，不能读成似是而非的“cēn”，“ch”是翘舌音，“c”是平舌音。如果你不想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也就罢了，反正你会觉得这两种读音差不多，没必要较真；如果你还想抱着一颗严谨治学的态度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你还得好好琢磨“chēn”和“cēn”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大家都知道，按照汉字的造字方法，中国汉字大体上分为形声字、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我也曾思考过“郴”这个汉字到底属于哪一种？也懒得去考究，我就单方面认为它是一个会意字。为此，我展开了联想：“郴”的左边是一个“林”，它代表一片高耸入云郁郁葱葱的树林，于此可以推断古时的郴州到处都是树木，看上去像一片森林；“郴”的右边是一个偏旁“阝”即右耳旁，它代表耳朵，可以想象成一个人在一个秋日刚好站在树林的边缘，他正用他的右耳朵聆听并感受金风飒飒的宏伟气势呢。如今，郴州官方经常宣扬郴州是一个“林中之城，创享之都”的城市，是湖南对接粤港澳的“南大门”，她是一座“福城”，好一个“林中之城”！这难道不与我那丰富的联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吗？说实在话，我真的很感谢老祖宗帮郴州人造了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汉字，因为这个“郴”字只与“州”字组词配对，它们两个好像是一对捆绑在一起生死不渝的夫妻，离开了谁都不行。“郴”俨然是郴州这座城市的DNA，是她固有的属性，是别人永远也克隆不了的基因，只要你一看见“郴”这个汉字，在你的头脑里第一浮现的便是郴州这座城市，换言之，“郴”代表“郴州市”，“郴州市”等于“郴”，两者水乳交融，早已合二为一了。
前不久，一位朋友开玩笑说，郴州市想步襄樊市（年12月9日正式易名为襄阳市）之后打算帮自己改一个名字，其原因是“郴”这个汉字太冷僻了，很多中国人不认识，不利于城市形象之推广。对此，我是极不赞同的。既然老祖宗为郴州人造了这么一个活生生的绝无仅有的“郴”字，作为每一个郴州人，就不能辜负老祖宗的重托，应该继承并弘扬之。而事实上，我一直都是这么身体力行地维护着上苍赋予她的尊严与荣耀，将其作为我的使命并在我能力允许的情况下竭尽可能地缩短别人与郴州之间的距离。自年南下广东以来，因为我所接触的人都是一些来自天南海北、五湖四海且素质参差不齐的江湖人士，故关于他们对郴州知之甚少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在面试过程中，主考官经常会问你来自哪里？我说我来自湖南省的郴州市。对此，很多主考官一脸茫然，仿佛我是一个外星人，突然从天而降，来自一个遥远的星球似的。有的主考官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会继续问我郴州在哪里？然后，我就郑重其事地告诉他，郴州在湖南省的最南端即衡阳市的南边和韶关市的北边，我还会进一步告诉他“郴”是如何写的：左边是一个“树林”的“林”，右边是一个右耳旁，“州”是“广州”的“州”，不是带三点水的那个“洲”。究其实，郴州的知名度远不如衡阳和韶关，这种现实我是知道的，当我每次将衡阳或韶关搬出来捧为主角而郴州只能屈尊为配角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比的苦涩，甚至隐隐作痛，为什么郴州就不能做回红花而让衡阳或韶关做一片只是用来陪衬的绿叶呢？面试通过之后，下一步就是办理入职手续，这时通常都要填一张完整的表格，表格的其中一栏写着“籍贯”。这时，我总是毕恭毕敬地用正楷写下“湖南省郴州市”这六个汉字，对于第四个字，很多人事文员看不懂，常常自以为是地念成“林”或“彬”，对此，我总是义正辞严地予以纠正，说这个字并不是形声字，请不要想当然地乱读，它应该念“chēn”，和外交部长钱其琛的“琛”同属一个发音，也和成语“嗔目结舌”的“嗔”同属一个发音。每当人事文员说出“哦！原来是这样”时，我总是感到一种好为人师的欣慰和满足。不过，之后遇到这种情况的比率还是挺多的，以至于到了后来，为了不浪费我的口水，在填“籍贯”一栏的时候，我在“郴”的上面干脆多写上一个拼音，从此一了百了。我也曾在港资企业工作过，有些香港人普通话说得很糟糕，但又会对你的籍贯十分感兴趣，这时，我就不得不提前学习一下“郴”的粤语发音，然后有板有眼地告诉他我来自“午男森招”（“湖南郴州”的谐音）。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也会碰上一些主动找我聊天的朋友，他可能会好奇地问你的老家在哪里？我说在湖南省的郴州市，他要么一头雾水，要么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脸惊讶状，说什么没听过哦！对这些反反复复出现的问题，我总是很有耐心地解释“郴州”两字的具体写法及发音，并略为介绍一下郴州的大概情况。除此之外，出于一种爱屋及乌的情怀，当别人将郴州的兄弟城市株洲的“洲”写成“州”时，我甚至也要据理力争。我也不明白“株洲”的“洲”为何多了一个三点水，但既然是老祖宗硬性规定的东西，肯定自有它的道理，我们理应尊重，否则，中国的传统文化岂不是乱了套。诸此种种，我总是履行一个郴州人应尽的本份，向每一个不了解郴州的人推广并介绍我的家乡。我甚至天真地想，如果郴州能够拥有和深圳一样的知名度，那我岂不是少了许多麻烦。事实上，那个深圳的“圳”和“郴”都属于冷僻字，可为什么却有那么多人认识“圳”呢？
我似乎对文字天生就有着一种洁癖，为了捍卫郴州的尊严，不让任何一个人亵渎“郴州”这两个汉字，我不遗余力地做了许多工作，仿佛我就是郴州的一名文化使者，这是我的使命和职责所在，而这种近乎苛求的精神亦是深入骨髓，不仅影响了外人，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家庭。年，我和妻子还处于谈恋爱的阶段，当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向她和盘托出我的家乡，虽然她也是一个大学生，却对郴州一无所知，即不会念，也不会写，这让我很是失望。经我培训后，虽然她后来会读会写了，但作为一个广东人长期讲粤语的缘故，再加上汉语拼音没有学好，对于“郴”这个汉字总是读不准，终究是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后来，女儿诞生了，在她读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向她灌输关于我的家乡的概念。我问：“爸爸的爸爸叫什么？”她奶声奶气地回答：“叫爷爷。”我又问：“爸爸的妈妈叫什么？”她娇滴滴地回答：“叫奶奶。”我又问：“爷爷奶奶在哪里？”她又用一种稚嫩的声音答道：“在老家。”我继续盘问：“那老家在哪里？”这一下她答不出来了，然后我就字正腔圆地说：“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太和镇——神下村。”她也跟着我鹦鹉学舌般地说：“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太和镇——神下村。”如此这般地重复训练，到了后来，女儿自然就能说出我的老家在哪儿了。当女儿读小学一年级刚学完汉语拼音的时候，我也没有忘记这件事，其中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教她学写家乡那几个字，而其重点恰恰又是“郴”这个汉字，我教她“郴”字应该这样写：左边一个“木”，中间一个“木”，组成一个“树林”的“林”，右边还有一个右耳旁；我教她“郴”字应该念翘舌音“chēn”，它的笔划顺序是“横、竖、撇、捺、横、竖、撇、捺、横撇弯钩、竖”，它一共是10画，它的部首是右耳旁。如此一来，我用自己的行为方式让女儿与郴州之间的距离足足比她的父亲超前了6年时光。
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单方面的传播其影响力终究是微乎其微，无济于事，激起不了多大的涟漪，也加深不了芸芸众生对郴州的了解程度。但欣慰的是，近几年郴州也发生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件，譬如年的南方特大雪灾，据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亲临郴州视察工作了，还有《南方周末》就这个事件也特别报道了郴州灾区；譬如年6月29日的凌晨，K次客车与K次客车在郴州火车站发生激烈相撞事年，这起重大交通事故自然也充斥于各大媒体与网络。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郴州一直都是曾经获得过五连冠的中国女排的训练基地，如今又发生了若干重大事件，再经传统媒体及网络媒体的大肆传播，不知郴州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又提升了多少？对此，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郴州正一步一步地走向世界，正以她的勃勃生机向世人展示她的魅力与活力。
三
如果说时光可以折算成距离，认识一座城市需要穿越时空隧道用尺子去丈量她的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切身感受她的厚重、沧桑与丰满，这足足用了我12年的时光，尽管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郴州人。
12岁那年，大哥凭着他的勤奋考上了郴州市农机化学校。虽然这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你可千万别小看一个中专生，大哥作为一个农家子弟能考上中专，那也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在那一年他是村里唯一一个考上中专的人，这意味着再过四年，不，更确切地说是现在，他的身上已经贴上了“国家干部”、“国家粮”和“铁饭碗”的标签，这着实给父亲长了脸。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于是，在这一年的国庆节，父亲竟破天荒地带着大哥和我去郴州的苏仙岭游玩了一次。那时，此举不时兴被文雅地叫做旅游，或美其名曰：郴州一日游，我们通常叫做“创汗”或是“耍搞”（皆是方言谐音）。记忆中，这是我与父亲仅此一次的旅游。因为父亲早在年就跨鹤西去了，所以绝对不会再有第二次旅游。
这是我平生第二次踏入郴州市区。众所周知，苏仙岭是一座驰名海内外富有神话色彩的山峦，当父子三人立足于三绝碑前的时候，我一下子便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住了，刹那间，似乎有一股神奇的力量突然将我攥在手中，然后像标枪一样投掷入历史的纵深处，我突然觉得郴州化身为一个和蔼可亲的耄耋老人，虽然白发苍苍，却相当富有内涵，而老人身后那道冗长的背影亦将郴州的时空拉得很长很长。那时的我正在读初中一年级，虽然文化不高，但肚内的墨水还是有一点的，对历史上的一些知名人物略有耳闻。这是一块高52厘米、宽46厘米镶嵌在白鹿洞附近的摩崖石碑，上面镌刻着北宋著名婉约派词人秦观的一首《踏莎行．郴州旅舍》，其词如下：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只是其中的“一绝”，那剩下的“二绝”又是什么呢？当然便是苏轼的跋和米芾的字啦，由秦少游作词、苏东坡写跋、米芾泼墨，简称秦词、苏跋、米书，三人同为北宋时期文艺界的大家，这不是三绝又是什么？
我不知道，在年即绍圣四年那个春寒料峭的季节，秦少游究竟在郴州的哪一个旅舍辗转难眠地将就了一个晚上，让这个心情悲愤压抑并接二连三遭受贬谪的大词人写下了这么一首蜚声词坛的千古绝唱，然后又凭借他在北宋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主动让苏东坡为他写跋，然后又让米芾为他再添一幅书法作品，从而为郴州留下了一个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古迹，而这却是一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文化财产。常说别人说“愤怒出诗人”，诚如斯言，感谢那个无所作为的宋哲宗皇帝，感谢当时的朋党之争，感谢一帮小人的落井下石，将这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词人贬徙至当时被他们视之为蛮荒之地的郴州，从而为我们可爱的郴州留写了一首不朽之作。虽然其内容只是抒写了作者谪居郴州时的凄苦与幽怨，格调不甚阳光、高雅，但却成其为千古绝唱，真真应验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句话。基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则很巧妙地将郴州的历史拉回了现实，仿佛郴州的时光一下了又穿越了一千年。年3月，陶铸同志来郴州视察工作，他登上苏仙岭，在三绝碑处阅完秦词后，因“感其遭遇之不幸，因益知生于社会主义时之有幸，乃反其意而作一阕，以资读词者做今昔之对比，而更努力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感慨之余，于是押秦词原韵填了一首新的《踏莎行》，其词如下：
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今在寻常处，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树。
桥跃飞虹，渠飘束素，山川新意无重数。郴江北向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
很显然，陶铸同志的词从格调上而言明显比秦观略胜一筹，他讴歌了英雄的人民和这个伟大的时代，一洗秦词幽怨哀愁之情，高扬了人民当家作主、创造业绩的时代主旋律，其内容令人精神亢奋，充满了正能量。后来，陶词也被刻在石上，置于三绝碑护碑亭内，与秦词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不仅成为一段佳话，亦和三绝碑浑然一体，成为苏仙岭一处美丽灿烂的人文风景。
熏陶完三绝碑的艺术气息之后，让我们继续拾级而上，来感受一下名人郁郁寡欢的心灵苦楚。在苏仙岭的绝顶处有两小间房，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屈将室，也就是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将军曾经被蒋介石软禁过的地方。其入口处是一副墨底绿字饶有兴趣的楹联，上联是：请战有功当年临潼以兵谏，下联是：爱国无罪此日南冠作楚囚，横联自便是声名在外的“屈将室”啦。好一个“屈”字！真真是委屈了张学良这个“将”，竟然有缘让这个仰天长叹“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风云人物在这个“室”中呆了两三天，成就了郴州的一段名人传奇，不由让时光倒回至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我不知道蒋介石的心胸为何那般狭隘？为何要如此的睚眦必报？对于这个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一心只想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有功之臣，为何就不能做到虚怀若谷，彰显自己的光明磊落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在年12月12日，他与民族英雄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触摸了你的龙须，让你容颜扫地吗？但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他却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你回南京，他之所以这样做，一心只想为国家为江山为社稷为人民谋福祉，这够高风亮节了吧，试问他何错之有？往事如云烟，政治的事情纷纭变幻，错综复杂，如果你要想解开这段历史的谜团，也许只有屈将室窗前那棵弹痕累累的桂花树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答案。不管怎样，还是要感谢那个推崇个人独裁的蒋介石，有幸让苏仙岭成为囚禁一代少帅的第六处监狱，也让郴州平添一段妇孺皆知的名人轶事。
从郴州火车站出来，迎面看到的便是一座矗立在广场上的大型雕塑——苏耽跨鹤，上面是两只白鹤，少年苏耽正骑在其中一只白鹤的颈上腾云驾雾，而下面的两只白鹿则健步如飞，高昂着头正眼巴巴地看着苏仙升仙而去。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关于苏耽的美丽传说，霎那间，你会觉得郴州这座城市十分瑰丽，并渗透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似乎将你置入西汉年间的那个类似于天堂的世外桃源，不仅拉开了今天与昨天的时空距离，也拉开了凡界与仙界的空间距离，你会在真实与虚无之间游离，你会在清晰与神秘之间彷徨，这可真是一座诗意与神话交织而成的城堡啊！
我不知道关于“苏耽跨鹤”的这个传说究竟是谁杜撰出来的，但这的确是一个美丽的且充满正能量的传说，这无疑给郴州笼罩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神秘气氛。在这里，请允许我将这个传说再简要地陈述一遍：西汉文帝年间，在郴州的东门外住着一户姓潘的人家。有一天，年方二八的潘家姑娘在郴江边洗衣服，从上游苏仙岭漂来的一根红丝线缠住了她的手指，潘姑娘想用牙齿咬脱红丝线，不料红丝线却溜进了她的肚子。不久，潘姑娘怀孕了，后来她躲到离家不远的牛脾山的桃花洞里，随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苏耽。苏耽没有衣服，洞外水池边的白鹤便用自己的双翼覆盖着他；没有奶吃，洞里的一只白鹿就用奶水哺育他。待苏耽长大后，他懂得孝敬母亲，他尊敬并呵护对他有恩的白鹤和白鹿。后来，他得异人传授仙术，13岁时修道成仙，便跨鹤飞去。故事在这里当然没有说完，由此衍生的细节还有很多，但它主要是宣导一个孝敬父母、怜恤苍生、尊重生灵、知恩图报的价值观念，以至于人们为了纪念苏耽，便把牛脾山改名为苏仙岭，把桃花洞改名为白鹿洞，并在苏仙岭顶上建造了苏仙观，并人为赋予了诸如升仙石、望母松等众多可圈可点的“仙”迹。
在位于郴州市苏仙区曹家坪路的东塔烈士公园内矗立着一座气势恢弘的建筑，它就是湘南起义纪念塔，这个地方我是去过一次的。如果说，你觉得三绝碑太儒雅，屈将室太牵强，苏耽跨鹤太虚幻，那么，这个湘南起义纪念塔绝对是经得起历史考验货真价实的人文建筑，因为它是用众多英灵的鲜血铸就而成的啊！这是一座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题笔的纪念塔，碑高28.1米，寓意湘南起义的时间是在年1月，它那用块花岗石砌成的四扇辐墙，其形状如同四挺钢枪高耸云天，寓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当你来到这里，似乎一下了就将你带入到那个战火纷飞、旗帜飘扬的革命年代，不由让你热血澎湃、血脉贲张、斗志昂扬，你会在郴州的历史与现实中穿行，你突然会觉得郴州竟然还是一座英雄城市，它与红色、鲜血、革命和胜利是密不可分的，这段鲜活的历史像电影一般在你的眼前回放：年1月12日下午4时，宜章县城被一声响亮的枪声打破了沉寂。朱德、陈毅在中国共产党宜章县委的紧密配合下，智取宜章县城成功，发动了宜章年关暴动，由此打响了湘南起义的第一枪。因为时代的历史契机，因为客观环境的机缘巧合，这个郴州市管辖下的宜章县由此成为湘南起义的策源地。在这里，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这里，成立了湘南第一个红色政权——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在这里，组建了湘南第一支农军——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于是，历史在郴州这座城市的天空上浓浓地涂抹上一笔绚丽的彩虹，郴州藉此成为一座富有军事色彩的红色城市，时空交幻，触手可及，英雄壮举，惊天动地，人杰地灵，可歌可泣，从而让郴州变得更加骨肉丰满、刚毅坚强。
四
如果说一座城市的空间距离和人生阅历有关联的话，第一次让我感觉到郴州的广阔和博大，这足足用了我12年的时光，尽管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郴州人。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这是我平生第三次踏入郴州市区，而且在这一年，郴州似乎很眷顾我，竟然让我来了三次。这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虽然郴州处于中国的南方，但也是天寒地冻，呼出的空气都能看见白茫茫的雾气了。某个周末，在县城读寄宿的我回了一趟家，那天晚上，思子心切的母亲老是唠叨个不停，说现在天气变冷了，早晨的地面开始打霜了，她担心大哥的衣服不够用，又怕他不舍得花钱买，又担心他着凉，想亲自跑一趟郴州，一来帮他送一件卫生衣和一条毛裤，二来也借此看一看他现在学习的地方。据母亲说，自她嫁给父亲之后，这是她第一次去郴州，之前做姑娘的时候曾跟着别人去过一次郴州，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一点印象了。我知道母亲是个文盲，认不得几个字，于是，稍有点墨水的我便主动请缨，自告奋勇地说第二天愿意带母亲去一次郴州。父亲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我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没有一点问题，父亲也便不再作罢。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是带着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母亲出远门，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时隔多年以后，当我偶然间阅读中国著名作家余华所写的那篇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我才知道12岁的我是那么的天真和幼稚，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那个时候，郴州大道还没有开始建设，从桂阳至郴州走的是另外一条比较颠簸的线路，乘坐班车需要三个多小时。长途汽车在郴州一个叫做马家坪（即现在的郴州汽车总站）的地方停下来，我领着母亲走出来，面对一派车水马龙、人群鼎沸的情景，自命不凡的我竟然傻了眼，虽然手中握有大哥的地址，却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去哪里坐公共汽车？坐开往什么方向的汽车？出门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股冲劲刹那间像泄了气的皮球干瘪了。虽然我之前曾来过两次郴州，但那都是跟在老师和父亲的屁股后面，完全不用动脑筋。而现在，没有一点社会经验既丧失勇气又缺乏自信的我却是如此的手足无措。母亲一个劲地问我，我们该怎么走？我哑口无言，脑袋一片空白，脸上直冒冷汗。看见我这种状况，母亲开始生气了，唧唧咕咕地说你平时的书是不是白读了？你不是说你会去吗？那些字难道你都不认识吗？你读了六年书难道不会说普通话吗？既然不会去为什么不去问下人家呢？我们郴州那个地方有点特别，真的是“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一个偌大的郴州，桂阳县更是如此，住在南边的人讲一种方言，住在北边的人讲一种方言，住在东边和西边的人又讲一种方言，甚至住在南边的人其方言也是大同小异。因为母亲不会讲普通话，而郴州话和桂阳话是有一定区别的，在母亲的逼迫下，我只好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向路过的行人打听去下湄桥在哪里坐车？坐什么车？我至今都记得，我那颗忐忑不安的心就像一只受惊的小老鼠，我对着陌生人说出的话就像那嗡嗡叫的蚊子似的，怕只有自己才听得清楚哦！不过还好，我终于带着母亲搭上了一辆经过大哥所读学校的汽车，当我领着母亲在下湄桥下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郴州这座城市真的是好大好大，连坐个车来到大哥这里也是如此之遥远。
高中毕业后的那一年暑假，为了祝贺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已三年的大哥买了一块日本西铁城牌石英手表送给我，而我却在一次莳田劳动中不小心弄丢了，后来被母亲责骂了几句，一气之下，年轻气盛的我便做了一件荒唐的事情，不辞而别来到郴州，投奔了我那位当时在郴州北站负责石墨运输的堂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外出打工，其工作就是和别人一起将石墨从卡车上卸下来，然后再装入一个巨大的麻布袋，其报酬是卸货一车九元钱，装货一包也是九元钱，实行人均分配，其目的就是想通过个人劳动赚回那块被我丢失的手表。对于这段啼笑皆非的经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一块珍贵的手表》来记录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话说回来，在郴州打工的这段时间，闲暇时，我是常去郴州市区瞎逛的，也就是无聊地来回压马路。那个时候，总觉得郴州市好小好小，不就是两个区吗？刚才还站在苏仙区的地盘上，一支烟的功夫就来到了北湖区的地盘，感觉还不如我的家乡大，至少我的家乡有很多庄上（方言谐音，相当于村民小组），从柔木组走到杨家组那还是有点遥远的，仿佛从世界的东头走到了世界的西头。我经常从郴州火车站出发，沿着升平路慢慢地走，一个转身便来到了国庆路，一个转身又来到了人民路，一个转身又来到了北湖路，当走完解放路，我又重新回到了原点，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我漫不经心地走在路上，偶尔也会看见一些诸如文化路、八一路、建设路、健康路、和平路、中山路和劳动路等等富有民族特色的路牌，似乎郴州只有巴掌大的那么一块地，所有的道路都还停留在解放初期。如果不是那些并不是很高的建筑将这块弹丸之地分割成许许多多个方块，我相信，只需一溜小跑，我就能从城市的这头须臾间抵达城市的那头。
后来，我去了长沙读书，经常拿着学生证花半价14.5元钱从郴州坐火车去长沙，时隔几个月，然后又从长沙坐回来。每次回来都发现郴州似乎大了一些，好像一个孕妇，几个月不见，她的肚子又隆起来一些。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南方的广东省打工，也经常花27元钱乘坐火车从广州返回郴州，有时也花54元钱乘坐“K”字头或“T”字头的火车返回郴州。自年12月26日武广高铁正式开通后，我不再乘坐“K”字头或“T”字头的火车，而是花上元钱从广州南站乘坐高铁返回郴州。每一次回去，我发现郴州都有一些可喜的变化，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譬如宽敞宏伟的五岭广场被开辟出来了，譬如郴州市政府从旧城区搬迁至新城区了，譬如在郴州大道又多了一个天龙汽车站，譬如我之前经常去玩的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在易名为湘南学院并整体搬迁了，譬如郴资桂（资兴-郴州-桂阳）高等级公路正式通车了，譬如郴州西站正式投入运营了，譬如厦蓉（厦门-成都）高速公路郴州段开通了……偶尔回一趟老家，常常让我有一种找不着北的错觉，心里直纳闷，这还是我的家乡吗？这还是原来的那个郴州吗？于我看来，郴州不纯粹是一个孕妇，更像是一个臃肿无比的胖子，可能这个比喻不太妥贴，但我心中的郴州好像就是这个样子的。她每天都在拼命地吃一种叫做“粤港澳后花园”的东西，不仅肚子隆起来像一座巨大的山丘，而且头部也变得更为硕大，她的四肢，她的筋骨，她的脉络乃至她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在无限制地膨胀，渐渐地，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巨人，让每一个长年在外工作的郴州人竟然迷失了回家的方向。
出于对家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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