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灌分治，亦称东灌分治，是指江苏海州地区于民国元年（年），在实施裁撤州府、设立市县时，因板浦士人不堪海州乡绅压榨，积极要求独立设治，将海州地区的五十镇一分为二，析出东部十一镇以板浦镇为县政府所在地成立的灌云县、其余地区按海州旧治改为东海县，县政府仍驻海州，并与灌云县以东盐河为县界的历史事件。
（清江苏海州（直隶州）时期）
分治后的海、灌纷争依然持续了九年，直至年海、灌纠纷才渐止。东海三十九镇公民七百人上书江苏都督，认为灌云有巨额的盐课收入，以及五处盐场，九千余顷庄田，分治后将造成灌云“富者益富”，而东海“贫者益贫”；灌云议员、代表则大量揭露旧海州的黑暗、欺压灌云人民的有关事实，认为“划县后形势便利，群情悦服”。
（东灌分置成立连云市）
海灌分治后，东海、灌云分别成为分属淮阴、徐州地区的下属县，并与海州地区原有的沭阳、赣榆两县合称海属四县，属徐海道。解放后，灌云县政府由板浦镇迁往伊山镇。年11月，东海县城也从海州迁至牛山镇。随着连云港港的开发和新浦的崛起，素有“淮口巨镇、东海名郡”之称的海州和素有“苏北重镇、淮北盐都”之称的板浦因此不断衰败。
海、灌得以成功分治，自有它的历史条件和原因。首先是以板浦为中心地区盐业发达，经济繁荣，是建县根本条件。其二海州衙置官僚、乡绅的飞扬跋扈，压迫乡里，是分县的直接原因。其三板浦士人的崛起，具备了建县的人才条件。
（民国二十九年（年）灌云周集·裕和号贰角，江苏省钱庄钞票）
板浦在明清之际是海州地区的经济重镇，也是淮北盐都，其经济地位后来居上，至清末已明显高于衙门所在地海州之上。据《嘉庆直隶州海州志》记载，由于板浦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盐业营销空前茂盛。道光年间，漕运总督杨锡绂曾留下“板浦沿东海，鱼盐夙号饶”的诗句，书画家黄申瑾更称板浦为“盐池汇宝”，“岁产百万金钱”。
早在明代嘉靖年间，板浦制盐技术已由煎煮法转化为滩晒法，晒盐方法从砖池分散小滩向泥地“八卦滩”过渡。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在管理制度上经两江总督陶澍的改制，盐的营销业克除了弊端，更加转入正轨。板浦成了名符其实的盐业集散和管理的重镇，仅板浦场就下辖八十一个盐场，朝廷设置的盐务管理机构有六家之多，镇上居民达五万之众。苏北乃至其它一些地方的垣商、盐商，各行业的大小商贾麋集于此，使板浦成了苏北的南北交通要衢，东西集散枢纽。
（民国3分烈士像销灌云邮戳）
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以板浦为中心地区的实力，人们摆脱海州束缚，独立设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繁荣的盐业营销，在提供了巨额的课税收入的同时，也使把持海州政治势力的官僚和盐商暴富。以海州人沈云沛家族为代表的州城官僚、富户，把持着州城内的官董、商会等一切事务，为所欲为，造成民不堪命，怨声载道。
其一是政治黑暗，东路镇有位胡先生因书院的学田事，与城人发生龃龉，“沈云沛命其弟子黄金掌、沈莲等人诱之入城，殴于通衢，喝令长跪，并迫令呼僧为父”。其二是经济掠夺，横征暴敛使乡人痛苦不堪。州城显宦、豪富收入的80%来源于板浦盐业，他们巧立名目，大肆搜刮，造成了“富则暴富，贫者犹贫”的社会状况，大大地加深了城乡间的积怨。居于板浦地带的士人不甘于城绅、官董的欺压，积极寻求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
（民国23年上海《图画时报》刊灌云人江问渔之女江念珠）
另据《江苏省乡土志》记载，由于板浦是淮北鹾业集中地带，商贾辐辏，交通便利，士人与外界接触机会多，容易接受新思想。特别是从板浦敦善书院（今板浦中学）走出的有识之士，纷纷外出游学，学有成就的有邵冶田、江问渔、陈百川、吴翔甫、张锡庚等一大批社会名流。其中“陈大先生”陈百川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同盟会。他们学识渊博，卓有声望，具有较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板浦中学教材）
许多人辛亥革命后在江苏省政府和省议会供职，邵冶田还于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邵母过寿时，时任大总统曹锟亦署名赠送金字寿匾一块，足见其影响力。江问渔、陈百川后来致力于教育事业，成为著名的教育家，江还先后担任过江苏省、河南省教育厅长。板浦士人很早就与州城官绅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显示出强大的实力，并取得局部的胜利。
灌云武同举绘制《江苏江北水道图》
宣统元年（年），州牧谢葆庭应城绅之请勒捐，板浦掀起抗捐风潮，士人齐心协力，四处活动，呈诉、弹劾，竟至清廷下旨将谢革职，“城绅为失色”。随着以板浦为中心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发展及其与州城官绅矛盾的不断激化，海、灌分治已如箭在弦，势在必行。所以辛亥革命成功后，江苏都督要变更本省的行政区划，关键时刻，板浦士人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政治机遇。
（《连云一瞥》，民国23年（）时任灌云县县志局采访专员的许绍蘧所编撰。时值规划中的东方第二大港——连云港建设全面展开，名噪一时。为适应港口开发建设需要，许绍蘧在采访县志资料同时，先行编修这本有关连云港港口地区的简志。）
原在灌云县博物馆工作的陈龙山先生，在淮安的一地摊上发现并买下收藏的一份《灌云十一镇人民伤心史》，反映了分治后两县间的纠纷。
《伤心史》为折页式，纸色已泛黄，内容为竖排印刷体，以前只见记载而未见实物。分治实现后，灌云县十一镇人民欣喜若狂，用“脱离苦海，还我自由，忭慰情形匪可言喻”的夸张语言来形容。然而分治的决定遭到海州很多士绅、士子、市民的坚决反对，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纠纷，主要原因还是各自的私利所为。
（江苏灌云县中正乡全体民众赠纪念章）
以海州城绅为代表的一方，因拥有的田产、盐池多在东南灌云一带，分治后鞭长莫及，难以控制自己原来的势力范围，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官贾方面，因灌云渔盐之利，盐业收入丰厚，十一地肥地的析出，不仅自身利益遭受严重损失，而且因此失去了80%的课税，难以维持政事。因此城绅、官贾及市民联合起来，组织代表上书当时的大总统陈明弊害，要求“收回成命”。
国务院和内务部接到东海人联名上书后，分别向江苏都督发文指出：“县治划分，必须审查，确切理由方能先久不变”，并责成查核。对此江苏都督召集临时议会讨论查核详情。东海人士事先获此消息后，议员、代表等奔走联络，发出《东海人民呼吁书》，要求“不如取消东海并入灌云”；东海三十九镇公民黄传道等七百人上书江苏都督，认为灌云县有巨额的盐课收入，以及五处盐场，九千余顷庄田，分治后将造成灌云“富者益富”，而东海“贫者益贫”，这样分治不公平。
（民国十八年（），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一行视察灌云。图为缪斌一行渡船过沂河时情形）
一时间“日谋所以占优胜之地步”。灌云公选的八名代表星夜抵达省城后，“骤失其所争执之根据地”。接着，灌云议员、代表散发《东海人民呼吁书驳议》和《灌云十一镇人民伤心史》等材料予以反驳。《伤心史》运用大量的事实，揭露旧海州的黑暗，特别是利用官董把持诉讼、丁漕、学界和公田，为所欲为，欺压灌云人民的有关事实大肆宣传，指出“海州区域辽阔，治理为难”，认为“划县后形势便利，群情悦服”，并提出“我灌云之东西路两镇人民既誓死不附东海，我灌云十一镇之全体人民亦誓死不与东海合”，“彼氛虽恶，我舌尚存，彼术虽工，我心匪石”的强硬言论。
至此，江苏临时议会在邵冶田等人的活动下，回复国务院及内务部，认为“灌云”一县已经列入《县名一览表》，“咨复在案”，不能更改，而坚持自己的意见。
不久两县又在东、西两路镇的区划上发生争执。省都督责令东海县，民政长交出东、西两镇的粮册，而袁不顾省令，派人到灌云的郁林乡、苍梧乡召开选举会，将二乡合并成市，要求省方将两路镇拔回东海县，随之出现两县同时到两乡征粮并发生武装冲突。
（缪斌在灌云县城板浦召开县保卫团训话时情形）
出于义愤，灌云县民政长沈臧寿向省都督提出辞职，省督挽留，并指定沈照常征收田粮，但灌云县在东、西路镇征粮的告示多被撕毁。介于两县的纠纷，特别是强行征粮一案，国务院给江苏都督的电文中说：“江苏省临时议会第二届报告印册所有议案，并无析置灌云之案”（《东海人民呼吁书·文电录要》），并指出，“灌云派马步队威逼粮户呈徼粮串”，必将酿成大案，对江苏省都督进行指责和批评。
而江苏都督坚持划县已报内务部案备为由，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自年海、灌分治后，一直是纠纷不断，直至年和年，东海、灌云还因县界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终以临洪口、大浦先后划归东海而平息纷争。
（民国17年上海《时报》刊登灌云时讯）
分县后，灌云、东海、沭阳、赣榆合称海属四县，属徐海道，年海、灌纠纷渐止后，灌云县的属地范围却一再发生变化，导致“灌云”如今名不符实。民国二十四年（年），因连云建港，灌云的后云台、新县、老窑等地划入连云市。解放初，灌河南岸的响水口划归滨海县，盐河以西的南六塘以南地区划归涟水、沭阳二县，东海县的南岗、陡沟、龙苴、新坝划归灌云。
年建立灌南县，以新沂河中泓为界，将河南的苏光、陈集、海亭、树德、三口、李集、曙红七乡与新安镇划归灌南县，同时将新海连市（今连云港市）的灌西盐场、燕尾镇划归灌云。年，灌云的云台公社、南城镇划归连云港市区，年10月宁海乡划入市区。年，板浦镇也被划入市区。当初命名“灌云”时，是取境南灌河和境北云台山的首字，但由于灌河已属灌南县，云台山进入市区，一山一水俱失，如今“灌云”之名早已失去了建县初的本意。
转自：今日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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